从富士康到天水围：潘毅教授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

「如果研究不是为了处理问题，那研究是来做什么呢？我有个抱负，就是将研究的成果回馈社会。」刚履新的岭大文化研究系讲座教授潘毅教授说。

潘教授是国际知名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学者，她於2005年凭《Made in China: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》（中译：《中国女工》）获得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奖项 C. Wright Mills Award，亦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亚洲学者。潘教授的另一著作《Dying for an iPhone: Apple, Foxconn and Lives of the Chinese Workers》被译成多国语文，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。

潘教授对内地劳工——特别是农工及女工——的关注，始於在中文大学求学时期。「我是国是学会的成员，早期国内有些烧伤或烧死工人的火灾，学会、同学及师兄师姐发起了筹款活动，而我就被委派到国内探访，并采访了一些烧伤女工。这经验影响了我之后的一切。」

往后20多年，潘教授走访内地不同城市，一直面对著「旧的问题还未解决，新的问题就出现」的挑战。「先是探讨珠三角农民女工的问题，情况改善后我到了北京并待在那里六至七年，关注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的问题。2008年期间，北京因举办奥运，开展了很多建筑工程，但不少建筑工人到了年底也出不了工资（和香港不同，他们是要当工程完成后或年底才获发薪的），当时有很多工人去追讨工资，但由於没有劳动合同的关系，政府部门或工会也爱莫能助。我们在几年间不断写书、出文章，又带学生一起去看看如何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。」

潘教授早在大学时期已十分关注内地劳工的议题。

2010年，苹果电脑的代工生产商富士康於内地的厂房，相继发生员工自杀事件。连串事件除引起多国报章的关注，亦驱使潘教授及其研究团队，从北京搬到珠三角。

「当年有富士康高层指出很多内地工人跳楼是为了那几十万元的赔偿，因为他们家里太穷，而公司不再就自杀的员工作赔偿，我们为此感到愤怒。那时刚巧有名女工跳下来致下半身瘫痪，我们写了很多报告，也给了政府一些压力，最后富士康就愿意赔偿18万元给她，但这其实只是个很小的数目……」潘教授回忆道。事件发生后，富士康开始重视如何改善员工的待遇和劳动条件。

除了重视研究对社会的影响，潘教授十分著重教学，并坦言岭大重视研究及教学平衡发展的理念，是吸引她加入的主因。「博雅教育很重视和社会的关系，很重视和学生之间的互动，而我深信研究和教育之间是相辅相成的。」她说。

潘教授深信研究和教学成果是相辅相成的。

「我喜欢带学生一起做实地考察、去接触工人听他们的故事，了解工人的需要。如果学生们的功课写得很好，哪不只是『功课』那么简单，而是一些扎实的研究资料，经整理后可以成为报告，发给相关部门如工会或一些品牌公司（譬如苹果及富士康），令它们注意对自身和对社会应有的承担及承诺，注意劳工的权益及福祉。这样，学生的『功课』除了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，亦会给予他们动力及热诚去学习及关心社会，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。」

最近，潘教授及岭大学生走访了天水围，了解青年人求职及失业的困难，又探访了由一班新移民妇女组成的机构「天姿作围」，并有意推动其有关基保券（社区货币）社区项目的发展。

「我在探索如何通过学生的实践表现香港的基层生活及文化。譬如，天水围是个有很多新移民的社区，也有很多基层的劳动者，我们可以如何讲他们的故事？如何令人明白他们是对社会有贡献的，而不是像一些报导指他们是寄生族、一心来拿取利益的社群？」

潘教授指出，有关香港民生问题的研究数量与水平，以及政策本身也不太理想。「香港很多民生政策也不及内地。例如，内地一些很小的城市也有失业保险金，反观拥有庞大储备的香港，在这方面很落后。在民生的政策上，我觉得政府比较吝啬，始终不肯解决问题。我觉得这些政策很需要研究。」

她亦在进行一个大型的中国研究项目，探讨中国企业如何支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。「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下，劳动的最新发展形态会如何、有甚么新的政策要推出。我始於没有放弃探讨内地的问题。」她笑道。

展望将来，潘教授重申，她将致力将研究及教学融合，丰富大学学术及教学的成果。「作为老师，当你越认真去教学、越认真去带学生做一些有意义的研究项目的时候，你的研究成果也会有所得著。学生可以帮你做一些很好的实验，他们出去采访、接触人群、进行研究，能带很多资讯回来，令学校不是一个象牙塔。我自己的经验是，只要找到一个方法，研究的成果和教学的方向及实践，可以是一个有机的结合。」